夜郎，一张尚待完成的千年文化拼图

夜郎古甸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大约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其《史记·西南夷列传》等典籍中，以寥寥数语勾勒了一个关于夜郎古国的大致轮廓，记录了一个神秘方国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远去的模糊背影。自唐代以来，就开始有学人追寻夜郎的足迹，尤其明清以来，一代代夜郎文明的守望者渐次掀起了夜郎研究的热潮，试图将夜郎的文明碎片拼接成一张完整的文化拼图。但是，夜郎的神秘面纱始终未能揭开，司马迁给后世留下的，还是一个千年未解的历史谜题。

然而，越是扑朔迷离的，越能激发人们寻找真相的兴趣。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夜郎研究热再度在西南地区兴起，以贵州为主的学者继续在前人的研究成果、考古成果基础上孜孜以求，继续寻找着夜郎失落的文明。在此过程中，对夜郎的追寻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学术范畴，挖掘夜郎文化资源、打造夜郎品牌价值，亦成了当下社会各界的共同使命。于是，对夜郎文明的探索不可避免地多了一些功利色彩浓重的喧嚣与纷争，各执一说，歧义纷呈，各自为政，尤其本世纪初尤甚。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喧嚣，可谓明清以来关于夜郎研究的第三波热潮，但在这之后，从贵州到西南地区，夜郎研究与纷争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沉寂，鲜有发声者。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夜郎文化作为贵州山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贵州多民族文化共融共生、创造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元文化，构成了贵州文化自信的本体。因此，在新的时代语境之下，夜郎文化研究以及夜郎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使命更加重大、目标更加清晰。为此，在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社科院传媒调查中心、复旦大学媒介管理研究所、中国文化产业园区联盟、多彩贵州文化

产业集团等单位的支持和指导下，由中共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委、县政府主办，

政协石阡县委员会、多彩贵州文化旅游研究院承办，贵州日报《藏天下》杂志社、贵州网络文化发展协会、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贵州文化产权交易所协办的首届中国（石阡）夜郎文化高峰论坛，将于11月17至19日在中国长寿之乡——贵州石阡举行。

这一高峰论坛的发起，正值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这对于推动泛夜郎地区的文化自信、文化繁荣、文化共建，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协作意义更加重大。夜郎高峰论坛能否掀起中国夜郎文化研究的第四波热潮？值得期待。

千年夜郎古国之谜

夜郎，大约是战国到西汉晚期，存续于云贵高原的数十部落方国之一。自太史公《史记·西南夷传》首记其事以来，历代史书均有零星记叙，但大多语焉不详。

诚如我省已故夜郎研究专家、原贵州史学会会长侯绍庄在其《夜郎研究评述》一书中所言，夜郎因“夜郎自大”一词流传城乡，妇孺皆知，但其具体史实诸如而起于何时、建于何族、国邑何在、疆域几许、社会发展至何种阶段等，虽经历代历代学人本诸史籍记载，证诸金石文物，旁及山川地理，以至音韵训诂、民风遗俗、传说歌谣相互参证、反复考订推求，然皆因文献简略歧异，实物稀疏罕见，致论者见仁见智，各执一说，使夜郎有关史实成为千古之谜。

夜郎到底起于何时？

虽然夜郎国灭亡的事件史书有明确记载，但是，夜郎起于何时，它的上限在哪里，仍然没有形成共识。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夜郎国存续于战国秦汉时期，存在了300年左右。但贵州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合荣认为，夜郎古文明的时间范围要远远大于历史学家根据古文献推测的300年左右的历史，包括夜郎文明形成和发展时期（先夜郎时期）、夜郎王国时期和并如华夏时期（后夜郎时期）遗存的研究，他认为夜郎的上限到商周时期，下限晚到东汉，涵盖了这一地区的整个先秦至两汉时代。夜郎建于何族？这是夜郎古国留给后世的第二大谜团，留下了关于夜郎主体民族的诸多论调。所谓夜郎主体民族，是指该民族不仅在古夜郎居于统治地位，而且数量上也占多数。关于夜郎的族属，学术界一直都分岐较大，主要有四种观点：苗族说、彝族说、布依族说和仡佬族说。

关于苗族先民说，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大多认为苗族进入贵州的时间远在夜郎之后，而苗族自己的传说，也对苗族先民是夜郎的主体民族作了否定。目前争论较大的只剩下彝族说、布依族说和仡佬族说，其中，仡佬族说持论者更众，尤其以侯绍庄以及贵州民族研究所原所长翁家烈的观点更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二人均提到两个细节，仡佬族丧葬出殡，无需像其他民族那样沿途丢撒买路纸钱；每逢仡佬族吃新节，可以到其他民族的土地上摘取少量的谷物瓜果，供奉祖先，不受阻挠。这些民风民俗从侧面反映各族均承认仡佬族是贵州最早的居民，土地是仡佬族古代先民开发出来的，因而受到各族群众的尊重印证了贵州最早出现的地方民族政权——夜郎应为仡佬族先民为主体所建。

古夜郎的疆域有多大、政治中心在哪里？这历来是学者们最关注的焦点，也是分歧最大、争论最为激烈的夜郎谜团之一。

夜郎“中心说”大约有十多种。在贵州省内有遵义桐梓、安顺、赫章、六枝茅口、望谟、惠水、长顺和三都等说；贵州省外，则有云南宣威、广西凌云和湖南新晃等说。各方提出的“中心说”大多能引经据典，并非子虚乌有。针对以上各说，侯绍庄在其《夜郎研究评述》一书中一一进行了批驳或评述。他认为，古夜郎的中心应在今贵州西南部，也就是今黔西南州、盘州市（六盘水）及安顺西部一带。

侯绍庄的这一论点，除了有详实的史料分析，还来源于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前后贵州考古成果的印证。这一时期，贵州文物考古部门在兴义顶效、万屯一带发掘汉墓数十座，出土的大批文物中，先后获得冥器东汉铜车马两乘，其中一乘经修复后，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被视为国宝级文物。东汉铜车马等文物的出土，对追寻夜郎文化，特别是探究两汉时期中原文化与夜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及考古研究价值。

侯绍庄的观点得到了原贵州考古所所长梁太鹤的支持。梁太鹤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近20年来在兴义一带的考古发现中，出土了大量精彩的东汉文物，其形制与规格均高于贵州赫章等地的考古发现，再结合其地理环境条件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判断，夜郎中心在黔西南一带的可能性更大。

夜郎的社会性质是什么？也是近年来学界争议较多的一个谜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构成社会性质的物质基础，人们根据对夜郎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理解和评价，对夜郎社会性质的认识大体形成了四种观点。一是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二是原始社会的末期阶段。三是封建社会早期。四是双重经济体制，即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因素已经对夜郎产生了较大影响，并逐步改变当时的社会状态，处于一个过渡阶段。

当然，夜郎历史之谜并不止于以上四个方面，诸如由汉武帝亲授的“夜郎王之印”下落何方、夜郎文化的类型是什么等等，也牵动着夜郎文明的追寻者，引发着一个个深沉的追问，人们期待着夜郎的全貌从古代历史长河中浮现的那一天。

十年夜郎品牌之争

围绕夜郎古国的诸多未解谜团，数十年来，黔、滇、川、湘、桂学界你来我往，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交锋。尤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以贵州为主的学者对夜郎的历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合性研究，掀起了史学界研究夜郎的高潮。之后，一直到20世纪末，研究夜郎的成果也不断出现。

而20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全国古镇文化旅游的悄然兴起，西南各地逐渐意识到夜郎文化蕴含着不可估量的文化旅游开发价值，不少民营资本也纷纷觊觎夜郎文化品牌开发，于是，夜郎文明的学术之争开始演变成了一场夜郎品牌之争。

位于湘黔两省交界处的湖南新晃最先点燃了西南夜郎品牌之争的战火。2000年起，新晃县开始有人提出发掘夜郎文化的建议，打响了“夜郎大战”的第一枪。2002年底，申请将县名改为“夜郎县”或“夜郎侗族自治县”。新晃此举立即引发贵州震动，以贵州为主的学者纷纷提出质疑。同时，因可乐遗址的发掘而名噪一时的贵州赫章，也为争抢更名“夜郎县”或“夜郎”这个名分，与新晃县打起了激烈的“口水战”，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在这期间，赫章还提出了打造“国际夜郎文化”、“弘扬夜郎文明”的宏大目标，试图利用夜郎品牌为该县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贵州各界的干涉下，新晃县更名“夜郎县”的意图最终未能实现，而赫章的更名同样未获支持。

然而，新晃对夜郎品牌的开发并未停止。2011年，新晃对外宣布，投资50亿元的夜郎文化和侗民俗风情旅游项目全面启动，经过多年开发与运营，如今，新晃“夜郎古乐成”已成该县的知名旅游目的地。

布局夜郎文化旅游开发的同时，新晃县还启动了夜郎系列商标注册，仅2011年就有30余件夜郎商标申请注册；数10家商家商铺、公司及产品冠以“夜郎”之名。

夜郎品牌之争远不止新晃与赫章之间，近十年间，蔓延到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广西等大西南片区，引发了西南一片混战。

重庆也加入省际夜郎品牌之争，曾表示将在万盛区建设“黑山夜郎秘境”第一夜郎文化品牌。

在贵州，毕节、遵义、铜仁、黔南、黔西南、六盘水等市州各区县之间，近年来纷纷公开叫阵或暗自角力，一个个打着夜郎标签的文化节庆活动、影视项目、古城广场、旅游景区纷纷上马，各地都希望能在夜郎品牌大战中分一杯羹。　

难以完成的文化拼图

经历了十几年前的喧嚣与纷争，近几年来，有关夜郎的话题极少在学界、媒体界出现。产生这一景象有多种因素。一是商业目的推动下，导致近年来的一些所谓夜郎研究严重违背学术精神，一定程度导致了夜郎学术研究的混乱，不少真正的专家选择了沉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夜郎研究的主要依据是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成果，而关于夜郎的文献资料奇缺，基本被历代研究者反复研究，难出新的成果。而被寄以厚望的夜郎考古，近年来也进展缓慢。

据多彩贵州旅游文化研究院院长、石阡县夜郎文化顾问熊宗仁介绍，继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夜郎历史的梗概以后，班固的《汉书》、荀悦的《汉记》、常璩的《华阳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等史籍均有所记述。尽管那段时期史不绝书，但或因循前史，或大同小异，或互有牴牾。魏晋以降直至明清，由于中央王朝对今贵州地域的轻视，也由于今贵州地域在全国经济社会地位的低下，贵州大抵处于无语或失语的状态。

据熊宗仁介绍，在迄今所能见到的辑录今贵州地域史料较全的《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中，搜罗有关今贵州地域直接或间接的史料，只有约80万字，与总计达3243卷，约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相比，也不过占0.5%。这足以说明，要从正史中去发掘夜郎古国及其文脉，困难重重。

“贵州夜郎研究基本还停留在20多年前的水平！”梁太鹤研究员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近20年来，贵州在夜郎考古方面没有太大的突破，还不可作为目前夜郎主要研究成果的定性资料。

据了解，1996年，贵州省成立了由一副省长担任组长，省文化厅长、财政厅长担任副组长的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同年，领导小组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对夜郎考古的长远规划和近期目标进行了安排。不久，贵州省组建考古研究所，大力推进考古工作。一系列的举措曾使夜郎考古出现了短暂的繁荣。2000年，赫章县可乐墓葬群出土了大量被专家认为极具价值的属于夜郎时期的文物，这一发现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但是，由于人才、技术水平、资金等诸多原因，贵州夜郎考古举步维艰。

梁太鹤认为，夜郎文化周边的滇文化、巴蜀文化、南越文化等已通过考古发现而清晰呈现，唯独夜郎文化拼图依然扑朔迷离，这需要贵州史学界、考古界不断努力，也需要一定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