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古道与贵商历史

夜郎古道是贵州存在了2000多年前的一条贯穿省域全境的历史古道。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探求该道的形成、分布以及由此促进贵州商业历史发展的关系。意在证明，夜郎古道不仅是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贵州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条承载着贵州众多商业事件、故事、传说、人物等历史文化的人文精神大道。贵州商人简称贵商。

茶马古道（贵州段）

一、夜郎古道的形成

贵州地处西南腹地，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区省，所谓“八山一水一分田”。“跬步皆山”的地貌称得上是举步维艰。由于地壳上升与河流下切两大因素的作用，贵州境内重峦叠嶂，起伏崎岖。“望山跑死马”正是历史上贵州人面对行路难的无奈感叹。

在讲述贵州夜郎古道之前，先根据贵阳周边情形感受两条古驿道。一条是长坡岭森林内保存着一段古驿道，据考证，早在明代建省之前即有此驿道。现今保存完整，宽约1.5米，用褐青色石块铺砌而成的驿道，又称为“夜郎古驿道”，立有国务院公布的“西南茶马古道贵州段”石碑，是名扬天下的由贵阳通向四川的茶马古道必经之地。另一条在贵阳花溪区青岩镇，也立有国务院公布的“西南茶马古道贵州段青岩古道”石碑。至今该道保存有5公里长的遗址，沿线古道上同时含青岩桥、宫詹桥、赵彩章百岁坊、赵理伦百岁坊、周王氏媳刘氏节孝坊等文物建筑。青岩古驿道既是茶马古道的“市马”通道，又是保障省会贵阳生命线的“粮道”，还是川盐入黔“仁岸”所经的盐道。

由此观之，贵州夜郎古道，也可称作贵州茶马古道，或南方丝绸之路，在贵州境内分布较泛，与其它古驿道往往既有小区别，更多有重叠，比较复杂。贵州大学教授杨志强博士从“古苗疆走廊”论证道，比夜郎古道时间更久远。这条道

起始地为今天的湖南省常德市，溯沅江水陆两路而上至贵州省镇远县，然后改行陆路，东西横跨贵州省中部的施秉、黄平、凯里、麻江、福泉、龙里、贵阳、清镇、平坝、安顺、关岭、晴隆、盘县等县市后进入云南省，经过富源、沾益、马龙等地后至昆明。连接30余县市，覆盖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有2400多万人口、20多个少数民族分布其间。该道形成的历史，至今已有2000多年以上。

最早记录贵州与外界交通的历史文献是司马迁的《史记》。2000多年前，秦始皇为了将他的郡县制度推及到西南地区，方便派遣官吏进行管理，随时予以监控，只有修路才能办到。于是，他下令修建从四川，经黔西北至滇西的道路。这条路宽仅5尺，历史上称之为“五尺道”。五尺道是贵州境内已知的由官方规划并投资修建的第一条道路，在贵州经济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条路起于四川宜宾，由云南盐津、昭通入贵州，经毕节、威宁，再入云南宣威到曲靖，全长两千多公里。五尺道是在自然形成的民间商道基础上建成的。先秦时期，人们已经用自己的双脚在川南、黔西北、滇西一带踩出了一条商旅便道，巴蜀商人及西南夷商人沿着这条商道同缅甸、印度等通商往来，络绎不绝。这条千百年踏踩出来的道路，被后人称为“蜀身毒道（印度）”。它应该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鼻祖。

五尺道的修建，满足了秦始皇在西南地区推行郡县制的愿望，加强了西南地区与秦帝国的联系。元朝至元年间，马可·波罗曾在这条道上留下足迹。这位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兼商人，从贵州威宁入云南昭通到大关，从大关骑行12天抵宜宾，沿途所见印象深刻。他在游记中说五尺道上所见所闻写下了“环墙之城村甚众”，“其人形色虽褐而不白皙，然甚美，善战之士也”等生动记录。（范同寿《秦始皇和他的五尺道》）该路现在残存的五尺道长约350米，出威宁县后，在云南大关县境内，原貌保存得较为完整。

到了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修建贵州古驿道的功臣当数奢香。奢香为报答朱元璋的恩典，亲率各部，组织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披荆斩棘，开辟了以偏桥（今施秉县境）为中心的两条驿道：一条经水东（今贵阳东北）过乌撒（今威宁）达乌蒙（今云南昭通）；一条向北经草塘（今修文县内），六广（今修文六广镇）至黔西、大方到毕节二铺迢迢500余里，史称“龙场九驿”。“龙场九驿”按次序分为：龙场驿、六广驿、谷里驿、水西驿、西溪驿（也叫奢香驿）、金鸡驿、阁鸦驿、归化驿和毕节驿。“龙场九驿”的开通，缩短了闭塞的水西与中原的距离。毕节的许多老人至今依然记得，小时候有这么一句童谣：“一碗井、二屯岩、三丈水、四方井、五里牌、六圭河、七星关、八仙洞、九里箐”。这童谣里的地名都和驿道联系起来了，透过历史的烟云，可以想象那时驿道的喧嚣和繁忙景象。

位于大方县城南20公里处的高店乡石桅村有一段古驿道，名叫“千岁衢”古驿道。地势陡峻，悬岩绝壁，羊肠一道，如登悬梯。明朝嘉靖年间由杰出的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夫人的后代，贵州宣慰使安万铨捐银300两修建。千岁衢于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开工，次年告竣，其后镌碑于道首岩壁，该碑条目收入《中华名胜大辞典》。

     明清时期，夜郎古道黔东段是贵州联系荆楚、中原以及中央王朝的主要通道。地方文献资料显示，这条古驿道上至今保存大量文学创作。这些文学作品生动记录了发生于黔东古驿道上大量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活动之内容。特别是许多文人政客在古驿道上留下的诗歌，更是多视角鲜活再现了该古道那昔日的辉煌。如黄平古驿道上保存的诗歌作品就十分丰富。嘉庆《黄平州志》卷十一载王阳明《题兴隆卫壁》：

山城高下见楼台，野戍参差暮角催。

贵筑路从峰顶入，夜郎人自日边来。

鶯花夹道惊春老，雉蝶连云向晚开。

尺素屡题还屡掷，衡南那有雁飞回。

兴隆（黄平）卫乃前往龙场的必经之所，黔贵夜郎奇异的风物样样令王阳明惊异，其特异风光催发了一代巨儒王阳明的诗情。王阳明，于正德三年（1508年）至正德五年（1510年）被贬为贵州龙场（修文）驿丞。王阳明乃开贵州理学思辨风气之人，其“知行合一”学说即完成于贵州。也可以说是贵州的奇山异水催化了王学之诞生。因此，史学界有评论称：“王阳明是沿着贵州古驿道攀上思想高峰的。”

二、夜郎古道与商业雏形

现在在大方“奢香博物馆”里有一块石头，表面非常光滑，中间是凹进去的，如果你不加思考，肯定搞不清楚为什么放这么一块石头在这里。原来，这是从古驿道上取来的，是马蹄经过无数岁月的打磨在上面留下的痕迹。马帮贸易，便是贵州商业的雏形。

享受着飞机、快铁、高等级公路等现代交通条件带来的舒适、快捷，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体会到古驿道过去在贵州，对商品流通带来的作用和意义。追寻贵州商业的发展史，我们不能不聚焦在那一条条穿行于崇山峻岭的古驿道上。随着传来的一阵清脆马玲声，走来了一匹匹载着山货的骡马。马队中那群显得疲惫不堪但脚步依然坚定而执着行走的人，便是最早的贵商。一条条路面踏石被马蹄长久踩得光滑透亮的古驿道，见证着贵州高原激荡千年的风雨商路。

在远古时期，贵州农产品很难有交易，山村与山村之间本身就少往来，单家独户，男耕女织，自然经济色彩浓厚，一个地方的经济几乎完全是与外界隔绝的。偶然有货物运输，也只能靠肩挑背扛。一个壮劳力，最多只能背两三百斤，山货根本不能出山。山货没有一定的规模，也就很难形成商品交易。

找寻贵商的历史足迹，有记载的最早可以追述到2000多年前的夜郎时期。《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一句话便是:“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可见夜郎国在当时西南夷中是最大的国家。夜郎时期，交通的改善和邑聚的兴起，为商业的兴起打下基础。巴蜀、南越与夜郎之间有着较为频繁的商业往来。《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今广州）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四川有道路与贵州相通，而牂牁江（今北盘江、红水河）是巴蜀、夜郎通往南越的重要通道。蜀产枸酱通过商人而过番禺，南越又“以财物役属夜郎”。这里尽管有货物过境贸易的意思，但肯定有大量黔商的参与。在一条条翻山越岭、穿越寂静山谷的古驿道上，最激动人心的便是贵州马帮留下的“得得”马蹄声。

夜郎时唐蒙在南越吃到蜀产的枸酱，说明有一条由巴蜀经夜郎通往南越的商业通道早已存在。候哲安先生在《夜郎初步研究》中说：“夜郎国的陆路交通大致可分南北和东西两大干线，其他若干支线。”两条南北干线，一条是秦代“五尺道”，另一条是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向西南设置邮亭之道，即唐蒙计划修建的通往牂牁江的道路。两条东西干线，一是庄蹻入滇之道，即从镇远，经黄平、贵定至贵阳，再西经安顺、关岭、盘县入云南。另外一条从四川合江沿赤水河至今大方瓢儿井，也是当时一条古驿道。

古驿道的功能，除了军事、政治意义以外，还有一大功能便是通商。交通的改善和邑聚的兴起，是夜郎商业活动的基础。巴蜀、南越与夜郎之间有着较为频繁的商业往来，这与牂牁江能直通番禺城下有很大关系。近年来从威宁、赫章墓葬中出土的海贝、半两钱和五铢钱，也是夜郎对外商业交往的一种证据。贵商除了在这里将两地的经济关系联系起来外，也把大扎大扎的钞票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在贵州同一时期出土的汉墓文物中，《贵州省博物馆藏品志》记载说，“出土了大量五铢钱，这是（当时）货币在贵州流通的有力证据。”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工具而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阶层。

通用货币的发现，说明那时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阶层。当时，夜郎属于“耕田，有邑聚”类型的社会。有自己的城市，就会有自己的商业。“城市”概念诞生。有贮藏余物以待人之需者，有买于彼而卖与此者，往来交易，互通有无，坐贾行商从此产生。这虽然是传说，但从其中关于“城市”的这种概念上，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演进判断，是以城邑和商市的结合程度为标尺的。有城无市，只是防御的堡垒；城中设市，才是生活的乐园，这其实是一个十分超前的文明概念。商人获利主要是寻找物价差。他们要将天南海北的货物销往四面八方，从中获利。物品的流动，时时刻刻都离不开交通。没有交通，就没有物流，也就没有商人。

产马的贵州，著名的有“乌蒙马”和“水西马”，史书上称贵州且产“龙驹”。贵州又处在“川马”与“广马”的交叉点上，贵州商人看到马匹的交易十分有利可图。因此，纷纷参与其中，一时间使贵州成为在南方贩马活动十分活跃的区域。《自杞国初探》记载，黔西北的罗氏鬼国及黔北的思、播，在北宋时期即参与者“川马”贸易。宋神宗元丰年间，彝族首领乞弟愿每岁进马，官以银、缯博易，得利数倍。其子阿永每年中马之数，累有增加，遂立定额，《续资治通鉴》记载：“每岁冬至后，蛮以马来州，遣官视之。自江门寨浮筏而下，蛮官及放马者九十三人，悉劳食之，帅臣亲与为礼诸蛮从而至者二几千人，皆以筏载自椹、荣、麻、酒、米、鹿、豹皮、杂毡之属，博易于市，留三日乃去。马之值虽约二十千，然揆以银、彩之值，则每匹可九十余千。自夷酋以下所给马值及散缟之物，岁用银帛四千余两，盐六千余斤。”

贵州马是我国西南马的一个地方优良品种，属于西南型驮、挽、乘兼用。它具有短小精悍、体质结实、行动敏捷、富于悍威、性情温驯、适应性广泛等特点。役用能力强而持久，役用年龄可达25岁，是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的重要役力。而骡子则是马和驴交配的产物。贵州高原原本有马无驴。唐代柳宗元“黔驴技穷”寓言可以为证。

利益驱动、渴望交易是贵商的原始动力。古驿道形成后，随之而来的马帮的出现和黔商的兴起，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迁马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所以热闹，社会所以喧嚣，人们所以不愿意躺在炕上睡懒觉，都是因为人们不希望总是清贫乐道。这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驱使人们忙忙碌碌地工作，不停地挖掘自身潜力，最大化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是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总结人类逐利愿望的自然规律。他说；“人各任有，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自出。”所以说，利益动因让人有追求、有梦想。君王求的是天下之利，诸侯求的是封建之利，士族求的是通达之利，农牧求的是多产之利，工匠求的是技术之利，商人求的是差价之利，利虽有不同，而欲望相同。自古以来，很多人都以经商牟利作为生财之道。

贵州商人的出现，推动着贵州山货出山。南宋时期，贵商为贵州曾创造了畜产品出山的历史辉煌。当时，在全国市场掀起的一场南方“买马经济”大潮，黔商是其中的一股生力军。南宋失去半壁河山，偏安一隅，百余年间，一直与金战争。宋与金对峙，改变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同时也使西南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古代战争中，马是不可缺少的，此即所谓“兵之所恃在马”，而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更需要大量用马。《宋史·兵志》说：“然北方有事，而马政亦急矣！”北宋买马，多在北方，专招吐蕃、回纥、党项、西域之马，谓之“西马”。自赵明德踞河南以后，北方马市多废，熙宁间马道梗阻，“朝廷以乏为忧”，于是不得不在南方开设马市。先是在四川买马，称为“川马”。南渡后，“西马”罕至而“川马”不足，又于绍兴年间在广西横山寨（今田东）、宜州（今宜山）、宾州（今宾阳）、州（今南宁）等处设买马，谓之“广马”。其实，“广马”并非广西所产，周去非《岭外代答》载：“产马之国，曰大理、自杞、特磨道、罗殿、毗那、罗孔、谢蕃、腾蕃等，每岁以马叩边。”除大理、特磨在云南外，罗殿、自杞、毗那、罗孔、谢蕃均在贵州。

三、夜郎古道与贵商崛起

提到贵州古驿道的险峻，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位于晴隆的“24道拐”，这是由形成上千年的古驿道改扩建演变来的，古称鸦关，至今看上去，仍然让人望而生畏。明嘉靖年间，贵阳人周文化途经鸦关写下：“列戟风商仰万山，云空叶积马蹄艰。一为行省衣冠地，便是雄图锁钥关。”“二十四道拐”位于晴隆县城南郊1公里处，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当地人又称之为半关，是在晴隆县境内的古鸦关驿口凿山开路建成的盘山弯道，长约4公里，每道拐仅几十米长，盘旋曲行于雄峻陡峭的睛隆山脉和磨盘山之间的一片低凹陡坡上，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贵阳以西黔滇公路最为险要的咽喉要道。二战时期，“二十四道拐”是美国援华物资送到前线的必经之路，为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承担着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任务，当时被誉为“抗战生命线”。日寇曾多次派飞机对二十四道拐公路进行轰炸，欲截断黔滇咽喉。1942年，美国公路工程部队1880工兵营进驻贵州睛隆修筑滇黔公路，驻扎在沙子岭3公里处(又称美国车站)，用美国制造的水泥砌挡墙，对二十四道拐进行维修，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完成了修路任务，保证了运输畅通。1945年，第一批由美军驾驶的车队通过中印公路到达重庆，蒋介石在重庆发表《中印公路接通的意义》的讲话，将滇黔公路重新命名为“史迪威公路”，睛隆二十四道拐由此随史迪威公路载入史册。而这张由美国工兵拍摄的著名原作照片，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使用率最高的照片，至今保存在美国国防部军史陈列室中。

     刺激贵州马帮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历史上每年需要从邻近省大量进盐，运输盐的古驿道又称盐道。贵州省不产食盐，其所需之盐，自古以来仰给于川、滇、桂、粤诸省。由于地理环境及盐的质地等原因，其中的绝大部分食盐，又是从四川省自流井和五通桥运入。

    古代交通不便，陆路运输运量小而成本较高，故川盐入黔历来以水道运输为主。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四川省巡抚黄廷桂将川盐入黔的水道分为永、仁、綦、涪四大口岸。凡入黔之盐，均由自流井和五通桥盐场运往长江各口岸的入口处，再沿这些河道运往贵州各地。永岸由四川省纳溪县城入口，沿永宁河上运至叙永县城起岸，然后分两路运往贵州省的毕节、大方等县。因所经河道，大部分俱在四川省叙永县境内，故以永岸为名。仁岸从四川省合江县城入口，经赤水河直抵茅台镇(村)，再至土村一段，陆路15公里。每当赤水河的汛期，全部食盐均由马帮从此运输。各段之间水流特别湍急的陡滩，亦需用人力转运过船。此外，茅台村以上的赤水河段，有名曰艓牒子的小船，将盐运至贵州毕节境内的马蹄滩，故有“一篙直到马蹄滩”之说。赤水河最大的支流习水河，也有小盐船从合江三江嘴将盐上运至贵州境内的箭滩、官渡、高硐、长沙等地。盐巴上岸后，主要的运输方式便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马帮转运到各地。

茅台村向外陆运食盐的马帮通道有两条，一路经鸭溪、刀靶水、扎佐到贵阳，一路经金沙、滥泥沟到安顺。茅台至鸭溪为一站，路程70公里，途经仁怀、遵义两县的中枢、坛厂、长岗、枫香、白蜡坎等集镇。骡马驮运并行需时5至6天。鸭溪至刀靶水为第二站，途经遵义县之乐里、八里、南白、三合市等集镇，行程30公里，需时2天。刀靶水到今修文县属的扎佐，途程90公里，需时4至5天，路经今遵义县的老君关、乌江、养龙站等地入修文境。扎佐到贵阳站路程30公里，运盐马帮可以当日回转。

夜郎古道起于民间商道。在贵州建省前，史料中留下商人姓名的记载不多，但之后，近几百年来，在这条古驿道上走来的贵商则越来越多。其中有袁锦道、华之鸿、邓子英、蔡岳、赖宗贵、柴鸿川、熊静安、冯介臣、许子咸、文式如、杨金山、谢介蕃、张畏三、万静波、贺星五、胡际仙、姜少卿、徐亮、王叔波、冯程南、王促光、蔡森久、张荣熙、吴禹丞、刘熙忆、伍效高、张慕良、曾竹溪、吴鲁钦、夏少锡、文范久、赖永初、张笑尘、刘辅仁、刘绍先、刘逸明。这里需要重点讲述的便是与奢香同时期的沈万三了。他是滇黔古道上开拓商业贸易的先行者，理所当然是贵商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贵州商业的鼻祖。

商圣沈万三是中国十四世纪的理财大师。《沈氏族谱》显示，明洪武六年至二十六年（1373年至1393年）间，沈万三主要在滇黔一线，其中在贵州生活了十五六年。最终88岁在福泉市福泉山仙逝，至今保存有原葬墓遗址。平坝天龙屯堡是沈万三之子沈茂居住地。他在贵州时虽然已是一个普通人，但他亲手在全国编织的商业贸易网络还在，市场信息和特殊的人脉还在。他在乌蒙山区和安顺地区生活的这段时间中，依然以其卓越的智慧和头脑，开展“第二次创业”，大力发展马帮贸易，在滇黔古道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精彩篇章，形成了贵州商文化中特有的“骡马精神”。

在贵州的茶马古道上就流传有许多有关沈万三发展马帮贸易的精彩故事。除此之外，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更让人兴奋的是他那些为“西部理财”中闪烁着理财智慧的故事。如在西秀区旧州兴办茶园、开设当铺、经营染房、从事农产品深加工等。其中他为“商屯”经济出谋划策便是生动的一例。

沈万三为贵州理财，有史料作依据。《张三丰传》中说，滇王沐英（当时贵州尚未建省，安顺属云南辖地）是朱元璋的义子，又与沈万三是故交。沈万三因富致祸被发配云贵时，暗中保护沈万三。他曾奏请朝廷，称沈万三善理财，求帝准允万三父子入云贵为西路理财。朱元璋“准奏”后，沈万三理直气壮地的在贵州高原穿梭于茶马古道，除从事马帮贸易外，还从事矿业经济和“商屯”经济等，为贵州经济开发立下“汗马”功劳。历史上的旧州名气非常大，明初时是安顺州府所在地，也是当时安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茶马古道上马帮必经之地，建有“九宫、八庙、三庵、四阁”，创下过商业的繁荣辉煌。直到民国时期，当地还流传有“八大马帮”的传说，这八大马帮，分别以八大姓命名：张、陈、沈、周、孙、饶、钟、刘。古旧州分为东街、南街、西街、北街，有各种商号500个以上，主要有盐铺、米铺、马店、染房、银匠铺、布店、茶馆、药店、戏馆等。至今依然有保存300年以的古民居，临街的铺面人家都喜欢将售货台抬高约1.6以上，说是方便南来北往的马帮经过铺面前，不用下马就可马上交易。可见马帮已成为当地居民带来财富的主要顾客。由于马帮运输业兴旺，当地还设有多家专门经营马具的店铺，销售鞍套、马掌、响铃等。据说，当时沈万三在旧州就开过有酒房、染房、丝绸店、马店等。通过“商屯”，在造就了一大批以贩盐致富的马帮商人外，也有力推动了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

其实，当时作为一代理财大师，他在古驿道沿线发展经济，还直接扮演着将沿海发达的商品经济理念、思想和观念向当地老百姓传递、启蒙宣传者的角色。关于沈万三在屯堡地区为老百姓传授和商品知识的经商经验故事非常之多。沈万三的创业精神，倡导的是“义利并重，先义后利，大义大利”的商业精神。对于商业竞争，他有一个著名的“市场差异化竞争”的商业经典：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廉、人廉我新。

夜郎古道上贵商深厚历史文化中有着丰富的马帮文化，马帮人身上特点鲜明，充满贵州正能量。

概括起来讲，可总结出九大精神，这九大骡马精神是贵商精神，也是贵州人的性格，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体现出的是贵州人的精神：1、公平交易的契约精神；2、一诺千金的诚信精神；3、坚忍不拔的吃苦精神；4、勇闯市场的开拓精神；5、百折不挠的冒险精神；6、生死相依的团队精神；7、兄弟一家的民族精神；8、义利并重的商道精神；9、爱国爱乡的贵商精神。